新加坡中文教育和中国高考英语考试改革

　　将新加坡和中国放在一起比较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的社会，但是英语却是其教学和工作的主要语言。 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科目都是用英语完成的。新加坡政府绞尽脑汁，施出浑身解数，想提高华人不断下滑的华语水平。而在中国，长期以来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层级的英语考试，提高国民的英语水平；一方面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之后，英语教学效果却不佳。更有意思的是不仅仅英语水平没有达到的应有的水平, 民众将中文水平的不断下降也归咎到英语教育的失败。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英语对大多数国人没有用。英语应该从公立教育系统中退出。谁愿意学习，谁觉的有用，自己学。有著名大学教授称专家学者也不需要学英语，由少数英语专业人员翻译科技和学术作品即可。更有媒体称中国大国崛起，全世界都在学中文，学习英语是没有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有网络调查显示，90%的网民支持高考取消英语考试。

　　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称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实施，英语将退出统考, 改由社会机构组织一年多次考试，取最好成绩，由高校自主决定对英语等级的要求。应该说这样一个改革出发点是好的，制度设计上也有一定的特色。但是语言政策非小事，中国高考改革更是体现国家教育政策导向，影响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重大公共政策调整，任何跟高考相关联的改革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对高考英语进行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思考。一是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英语学习还有没有必要；二是英语学习是不是导致中文水平下降的罪魁；三是现提出的改革设想和方案可不可以实现提高英语水平，提高母语水平，为学生减负的目的；四是政策执行的难度如何，相应的制度条件具不具备，会不会带来负面的政策效果。五，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的关系如何处理。能靠一厢情愿的美好意愿进行改革吗？

　　结合以上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以英语为媒介进行的知识创造和传播仍然是人类知识发展和创造的主流。尽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发展和传播进一步加快。但英语仍然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化和商贸活动的支配性语言。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和发挥软实力依然需要这个体系的理解和支持，并从中受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然要走国际化的道路，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在这个情况下中国要采纳近乎脱离英语的教育政策或者说进一步弱化英语教育是明显不明智的。新加坡的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杰出表现和新加坡政府采纳英语作为主要的教学和工作语言有很大关系。中国民众的英语水平和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需要大大提高而不是弱化。那种认为大多数人不需要英语的观点是非常可笑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底层劳动者，如果有英语沟通的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带来的收入的提高也非常显著。英语教育的失败不是取消英语教育的理由。中文水平的下降不能归结于英语教育，而是应该审视中文教育内容和教学教法。其次现在这个英语教育改革方案是否可以减轻学生负担，真正提升学生英语水平，甚至整个政策本身的制定和出台的方式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有路径依赖，都不能脱离现实，脱离具体的政策发展的环境。如果不改变现有以高考为核心的考试教育制度，目前仅靠降低英语分值或者改变考试方式为学生减负，提高母语水平和英语水平都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个将英语独立于高考制度的方案，不仅不能减负，反而可能给学生带来更大的英语学习的负担。以往的高考是计总分的。学生英语稍弱还可以用其他科目成绩补偿。将英语独立出来，并多次考试，可能会逼迫学生付出更多的心力在英语应试考试上。同时真正的社会化考试是社会中介机构组织，由招生学校自主认可，学生自由选择参加的考试。但目前中国很难发展出美国ETS这样的专业社会化语言考试机构。具体由谁来承担这项社会化考试责任、形式如何，考试的组织管理、考试纪律、考试成绩与大学自主招生的关系等等一些系列问题都是不小的挑战。

　　这个一年多次社会化考试的方案对现有的英语教育体系的冲击也非常大，会打乱高中甚至初中小学教学的计划，政策调整的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高昂。英语一但退出高考，在现有的以高考为指挥棒的教学体系中，英语教育可能会迅速边缘化。英语由社会化机构多次考试的方案可能会大大增加学生和家长的经济负担。这些对于依赖公立教育体系学习的城市不富裕家庭和农村学生而言，可能意味着英语学习机会的剥夺。

　　结合这样的思考和分析，（一）要从高考改革整体方案层面进行统筹规划。在高考做为目前最公平的人才考核选拔方式的大背景不变的情况下，在高考对教育内容安排，方法选择具有重要指挥棒作用的现实下，将英语考试单独独立于高考以外的做法，目前还是过于冒进。（二）在高考的地位和作用很难动摇的情况下，最应该做的是改变英语教学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而不是简单的把英语考试和学习的责任推向社会。按照这个思路，新加坡政府煞费苦心在各级公立教育系统中大力提高华人华文水平的努力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三）加强配套政策和政策执行能力建设，进行充分政策试验。应该实行“六年提前知道”原则。按照教育部惯例的“三年提前知道”高考改革原则对降低高考英语改革的不良影响是远远不够的, 起码应该调整到“六年提前知道”即从初一就应该明确高考英语的改革方向（最大程度减少冲击）。要进一步加强对现有英语教育体系人力资源的培养和调整以及社会化考试机构的建设和监管（假如实行社会化考试的话）。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相关政策研究问题充分探讨之后开始试点，一是在沿海北上广等发达城市先逐步推行社会化考试试点，采取双重模式即同时还继续实行高考英语统一考试（学生可以自行选择，有兴趣和成绩良好的学生可以提前完成并投入更多精力在母语及其他学科学习）；二是在全国其他范围仍然继续实行高考英语统一考试，各省市自治区可参照北上广模式也进行小范围试点。待实行3年左右全国再视具体执行情况和效果确定长远的政策变化目标和方式。

　　语言政策非小事。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倾听民众的呼声，又要有所作为有所坚持。

(责编：孙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