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学者：传统文化有助于建设中国道德观

　　据环球网报道，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诚信与道德伦理危机，需要借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对此我深表赞同，但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方向，却未必能解决当务之急，并且还可能重犯过去泛道德化并设定过高道德标准的旧疾。

　　外人可能很难想象中国的教育对德育有多重视。从我数十年前在中国受小学教育之始，就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道德灌输，从所谓争当三好学生、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还有无数道德楷模供孩子模仿。这些英雄包括拿身体堵枪眼的黄继光、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宁被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少云、将鬼子引入埋伏圈而牺牲的王二小、救火而死的赖宁等。

　　这种道德教育不仅持续到博士教育阶段，除外籍学生，一般都要修一门思想课来强化社会主义道德观。甚至在工作后，思想教育依然有可能是每月甚至每周的例常科目。显然的问题就就是，如此多的思想教育与精神榜样，为什么却产生了一个相互投毒、人人自危的道德危机的时代呢?

　　在我看来，与1949年前的传统中国社会相比，当今中国不仅仅失掉儒家的基本价值观，比如习先生爱读的《论语》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精神;入孝出弟，谨信泛爱的伦理道德;以及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追求。这些都随着数次浩劫，在社会上几乎荡然无存。

　　在改革开放以前，宗教对于人心的约束与教化作用也受到了压抑。也许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宗教是一种蒙昧而落后的精神形式，但它确实因为其相对有形的“精神惩戒”功能，而可以让人“有所不为”。华人古语有云“举头三尺有神明”、“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更不用提各种宗教所具有的扬善的一面了。而不再“迷信”的人，因为少了这些民间宗教的朴素信仰与道德价值观，也就因此又少了一道精神上的堤坝，成为了无所不为、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的冷酷实用主义者。

　　我对自已孩子的道德要求很简单，就是她可以不帮别人，但“绝对不许害别人”，这是底线;行有余，则“尽可能”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而做一个诚信守诺的人，即使可能会在小事上吃亏，我相信也会让她终身受益。这些小小的自我努力，我觉得也有助于理解中国人重建道德的原点。(纪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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