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谷文达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挑战者

2015 Prudential Eye Awards 颁奖典礼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剧院举行，受邀而来的各国艺术家和各界名流三三两两在展览厅围聚而谈。就着昏黄的灯光，一个醒目的身影映入眼帘。圆框复古眼镜，发际线横亘在头部中央，前半部光洁锃亮的头皮赫然入目，银灰发丝被扎成小髻紧紧贴在颈后。笔挺的西装里是一件中式立领白衬衫。几句简短交流，已经感受得到他的亲切与随和，这与他冷寂、叛逆的外表有着霄壤之别。这就是刚刚摘得2015“亚洲当代艺术终身成就奖”的谷文达。

此次来新加坡短短三天，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经常要飞来飞去，这就是我的Lifestyle”，谷文达笑着说。

年已花甲，谷文达不仅耕耘不辍，而且对自己所坚持的当代艺术理念和创作越来越坚定和充满激情，“我感觉自己还有好远的路要走，我对新事物、新作品追求的欲望一点都没有减少。”在交谈中，他反复强调“只有把西方文明掌握得更准确、更深刻，才能反过来将中国的文明理解的更深，也更加懂得如何用当代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他本人，也正是通过积极了解、切入西方，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寻出了一条常人不敢为之，却产生时代影响的当代艺术革新之路。远赴西洋

“我中学的美术老师主要开导我学习新山水画，而对于传统水墨画的学习以及文人的熏陶，受之于我大学的导师陆俨少先生。”师从传统山水画大师陆先生，获得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学位的谷文达，尽管在毕业后留校成为了国画系教师，却并未将自己的创作局限于此。对于从小调皮反叛、喜欢挑战的他，能够通过艺术作品，激发思考，探讨当代社会各种命题的“当代艺术”，显然更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与激情。

1985年起，以“人性的解放和自我的复苏”为主题的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如火如荼地在中国进行了四年。谷文达作为这场艺术运动的中坚力量，以文革时期的大字报为灵感，创作了一大批以错字、改体字、伪字等为元素的书法水墨画作品。八五新潮运动让他初获盛名，也激发了他继续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热情。当时当刻，他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理想，“我想成为一名国际艺术家，能真正走向世界。”1987年，谷文达毅然前往美国纽约。中国当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远赴西洋的文人墨士多受冷遇，谷文达也不例外，“我刚到纽约的时候是非常失落的，作为中国的艺术家，当时出去的时候，是不被人关照的。”回想起那段记忆，谷文达的脸上不自觉泛起苦涩的表情，“当时，在美国人的心里，筷子是日本的，水墨画也是日本的。那时，一个德国年轻人用一本西方的画册就换了我的一幅画。”

实际上，谷文达初到美国，不仅在自己所热爱的艺术领域倍感失落，对于日常生活，他也面临着种种不适和窘迫，“我一点商业意识都没有，连银行账户都不知道如何开，我特地穿好西装，很认真的去银行开账户，说实话，我当时都害怕银行。”很难想象，自小反叛，热爱挑战，对自己从事的艺术创作异常自信的谷文达，在迈入纽约某家银行的时候，是怀着怎样忐忑的心境。

他坦言，“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是有很多缺失的，这种缺失，新一代是不能体会的。”

借力中国发展

来到美国后，谷文达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创作——装置艺术设计。谷文达最负盛名的装置艺术作品《联合国》起始于1993年，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用来自二十五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的头发，做出了十多个不同系列的装置艺术作品，以批判、反省的视角，展示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兴衰起伏。

第一个人发装置系列——《联合国-波兰纪念碑：住院的历史博物馆》，意欲揭示：人类文明的病态史需住院治疗，他用精神病院收集的白色床单和理发店收集的头发作为元素，一经展出，就引来各方争议，第二天就被迫停展。之后，他又先后为十个国家或地区构筑人发装置艺术的纪念碑，包括美国、英国、瑞典、意大利、以色列、台湾、香港和非洲。“我不仅仅代表中国的文化，我同时代表了当代的文化，想要驾驭好当代文化，这需要在西方进行不断地磨练。”

在西方经过了反复磨砺的谷文达，愈来愈懂得如何定位作品的切入点，之后《联合国》各个系列的人发装置作品虽也引来了不同程度的争议，但渐渐被接受和认可。1999年，谷文达的《联合国》艺术计划被《美术艺术》杂志作为封面介绍，这个作品也先后被载入了一些教科书和美术史书。“《联合国》这个作品其实是对我自己失落的一个解放”，谷文达总结说。

2014年5月，谷文达在广州佛山为公众呈现了最新艺术装置作品《孝道》。在发布会现场，他与1060位学生共同书写《孝经》，以宣扬“以孝为先”的中国传统美德。“除了《孝道》，我还想做另外一个公众参与的作品，想把它做成第二次‘大众当代艺术日’”。

对于这个作品，他兴致勃勃“我想做一个以环保为主题的作品，用污染的水质和土壤做新山水画，有一部分我会和儿童合作。”聊到环保这个话题，他加重语气说，“环保是我们将来生存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不管你物质多么发达，如果环境没有了，其它的也都不会有意义。我希望通过这个作品，唤醒大家对环保的意识，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有深刻的环保理念。”

破浪乘风几十载，对于目前艺术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毫不讳言地表示，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是其个人艺术事业成功发展的重要推助力，“现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断攀升，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中国，我个人艺术事业的发展，其实也正是借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这个动力，我个人也很难成功”。

“美国的文化能占据主要地位，就是源于其政治、经济的兴起。政治、经济发展起来，国家才能在文化领域获得话语权。”

做另类，需要具备另外的能力

“你的作品只有和地点以及所处的时代发生摩擦，才会变得有意义。”但是反映时代，注入当代生存概念的作品，又不可避免的会与现存的保守势力相冲撞。

一路走来，谷文达的作品饱受争议，他曾用来自世界各地六十多位女性的卫生巾和止血棉条进行装置艺术设计，“止血棉条让我的事业停顿了很多年。”他的“天堂红灯计划”——用大红灯笼包裹世界各地著名建筑，也因为引起广泛争议而只曾在一个国家成功进行。

“我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知道如何切入，才能既让美国主流文化接受，又能被中国主流文化所包容和理解。如果你完全顺从，不去挑战，那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你的挑战，也不能是自杀式炸弹。”他坦言，“这其中需要很多很多经历的沉淀和积累，也特别需要个人除艺术之外的其它能力，以及人格魅力和影响力。”

对于正在酝酿的，以环保为主题的第二个公众参与装置艺术设计，他早已想得很透彻 “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让政府感觉批评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如果持谩骂态度，政府会有抵触心理，作品也只能是自生自灭。”

游走在挑战与批判的悬崖之上，他的任何创作都会引来众人的关注与争议，而多跨任何一步，都可能坠入深渊。“我前两天看到一句马云对他儿子说的话：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要独特，但别另类。”

“能挑战成功的是极少数的人，挑战者必须不断填补现存主流文化与自己所处位置的空隙，做另类需要除专业之外的其它能力，才能让大家接受你，变成社会的一个新符号，”话毕，他清了清喉咙，用更坚定的语气说道“这是我想做的，一定要另类，而且要让大家接受你，对你刮目相看。”

中西相融 恬淡生活

2015年，谷文达正式踏入花甲之年。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呆了32年，在西方也已生活了28年。“在西方的这28年，我一直在比较中西差别，我相信我对美国和中国的了解，要比一般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更深。”而他一直以来不愿减掉长发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头发一半长在中国，一半长在西方。”

谷文达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刻了解，也得益于其中西结合的家庭模式。“我的太太是美国人，所以两种文化在我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秒，都不停地重新演绎着。”

从很多年前开始，谷文达就刻意不看电视、电影，对于美术馆和画廊也保持距离。“我不希望总是呆在一个熟悉的艺术环境里，我希望离开它，能有一个自我的意识。”

呆在纽约的日子，谷文达会和太太一起呆在房间里看书、构思创作，或者种菜、散步等。他们在纽约有将近300亩的土地，“有农民会教我的太太种菜，我的太太是一个室内设计师，她特别讲究环保，目前我的生活状态也是比较健康的。”

“中国儒家文化讲的是一个中庸之道，相传千年，起着很重要的平衡作用，对我来说，中庸不是单国文化的中庸，而是两国文化之间的中庸，这是一个现代方式的中庸之道。”他自言，自己的经历也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平衡，“中国30年，西方30年，中西文化在我日常生活中的冲撞与融合，造就了我多面的性格。”

确也如此，有着冷峻、叛逆的艺术家气质，却在言谈之间又显现出亲切与随和;积极了解、切入西方文化，却也将另一脚深深扎在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的土壤里;对先锋艺术孜孜以求，进行各种离经叛道式的尝试，却也箪食瓢饮，简单生活;对正统体制敢于发起挑战，却也懂得与现存现实相磨合、相调试。

正如他自己所言，性格造就一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挑战者。“想要了解我的性格，就去看我的作品吧”，谷文达如是说。

(责编：吕文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