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  传播中国公益价值观【2】

海外网新加坡频道：您在国内先后发起了好几个公益慈善基金，包括壹基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万通公益基金，还有崔永元公益基金等。您感觉在新加坡做公益基金和在国内做公益基金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双方有什么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

冯仑:有几个方面明显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在新加坡没有那么多贫困、灾害或者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这些。因此在新加坡选择公益项目上就比较有挑战，需要很有眼光。哪些项目可以持久的对新加坡社会产生推动，对当地的社会发展形成正能量。所以我们叫世界未来基金会，实际大部分是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新加坡未来的公共利益。这点上和大陆有很大的不同。大陆很好选项目，新加坡比较有难度。

目前我们有两个做了5年的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一个是博士论文奖，一个是垂直城市国际设计竞赛，这是在项目选择上。第二个就是在监管环境上，新加坡整体的法制和自律水平比较高，因此政府在具体的过程上没有过多干预。政府对注册以及每年的披露有一定的要求，但整体是靠自律，而且整个社会的法制约束比较严格。中国大陆还在发展过程中，对入门和发展越来越严格，而且对基金的管理和操作的细节上介入非常多。例如，你每捐出100块钱，行政费用只能支出10块钱。很多国家都不会有类似的规定，我们就管的非常具体。如果是公募基金，你每募到100块钱，当年你就要花掉70，这和其他国家也不一样。在操作过程来说，中国政府的行政指导和约束要比新加坡更多。在整个法律环境上来说，没有新加坡成熟。第三就是公益人才方面，新加坡的公益人才，如果找人做NGO或社会创新活动很正常；中国的公益人才十分短缺。中国将近有3000家公益慈善组织，每年获得捐款将近1千亿人民币，但是人才都是从其他盈利部门过来。专业做公益组织，专业做NGO的人才比较少。第四就是社会氛围。新加坡经济成长稳定，国民对公益事业十分认同，公益已经是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很多突出的话题，受到很多关注。中国刚刚开始进入快速成长阶段，每年公益基金都是以30%的速度增长。价值观在社会转型中表现了多样性与不成熟。这些差异给我在新加坡做公益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角度，同时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对于我在中国参与公益基金的治理有很大帮助。举个例子:6年前我和陆波（世界未来基金秘书长）来新加坡做公益基金，我们找到当地最好的公益基金以及服务他们的律师请教。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我感觉如果社会的道德要求是100分，对公募的公益基金从业人员的道德要求是99.9分，一点点都不能有问题。私募的公益基金可以是95分，上市公司可能是90分，非上市公司60-80分就行了。我们得到这个印象，所以在参与国内公益基金治理时会提到。如壹基金是公募公益基金，我们就提出最高标准要求，就是100%的道德要求，所以我们自己掏钱吃饭，差旅费全自付，一份钱都不碰。

(责编：萧敏、孙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