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娘在日本:日语好 基本不和华人来往

　　政治压力淡漠,战争阴影犹存

　　王梓和王宏伟居住的须贺川市已经是福岛县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整个城市里却没有超过十层的楼房,多是两三层高。以至于让她们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日本后发表结论说:除了东京等几个大城市之外,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

　　在这个远离东京的“大农村”里,王梓说自己几乎感受不到右翼势力的影响,也从未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但童年时代所接受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教育仍然会像幽灵一般,偶尔飘进她的脑袋里。

　　尽管王梓自认为在80年代“自由化”时读了很多解放思想的外国书籍,已经告别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但直到今天,当她和丈夫吵架吵得厉害时,仍然会不自觉地想:“就他这副嘴脸,要是在侵华战争期间,得杀多少中国人啊。”然后,当年看过的电影或小说里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场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太可怕了!”王梓从未将这种感受讲给丈夫听过,因为“说出来太伤人”。

　　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双方都很少主动提及中日之间的那段敏感往事,但每当与丈夫的同事聚餐喝过酒后,日本人就会“没完没了地道歉”。王宏伟说,一开始还挺感动的,但后来发现他们“一喝多就道歉,而且问题是天天喝。”

　　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发生在家里。一家人坐在榻榻米上小酌之后,公公就开始向儿媳认真地鞠躬道歉,已经坐得双腿麻木的王宏伟也只能毕恭毕敬地鞠躬回礼。

　　亲家母来日本时,公公也会道歉,“然后我妈就很大度地原谅了他,”王宏伟说,每次,自己的母亲都会像外交官一样告诉对方:“这是过去日本政府的事,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之间还是中日友好。”

　　“其实我公公、婆婆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王宏伟说。婆婆自幼丧父,继父被征兵征走后死在战场,为了能有个顶梁柱撑起家庭,她大姐很快结了婚,但没过多久姐夫同样被征兵后死在外面。因为家境贫寒,学校发的雨鞋她也舍不得穿,光着脚走到学校门口才舍得穿上。

　　家人和朋友的道歉已经让姐妹俩习以为常,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梓一次面对来自儿子的道歉。有一天,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之后对王梓说:“妈妈,今天我们在教科书里学到,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王梓意外地说:“是吗?你们学这个了吗?”

　　“是的。”儿子从书包中掏出历史教科书,边翻边说:“就这段历史,妈妈你看,那时候日本人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真是对不起。”王梓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身上有一半也是中国人,你不用跟我道歉。”

　　回国探亲时,王宏伟会嘱咐两个儿子尽量说中文,让孩子尽量表现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说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会会老友,也很少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待着,“我妈做了好吃的我就吃”。

　　故乡,对于这些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新娘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体验。王梓还记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国时,满怀激动地扑下飞机,“以为全国人民都张开怀抱拥抱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归来”,可海关的小伙子脸色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翻看着她的护照说:“日本人,那边排队去。”

　　在支援会教孩子们学习中文时,孩子们背的第一首“汉诗”(中国古诗在日本统称为汉诗)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前年中秋节夜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赏月时,王梓的女儿突然用中文缓缓地说出一句“低头思故乡”,没有说其他三句,只说了这一句。那一刻,王梓觉得,11岁的女儿似乎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感受,顿时热泪盈眶。

　　王宏伟想教孩子们用中文背诵另一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杜甫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被姐姐王梓制止了,“这个太悲了,还是先放一放吧。”(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记者 李光 吴如加 特约撰稿 林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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